1935年初冬，中央红军刚刚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，终于完成了这一惊天壮举，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问题：如何安稳过冬。
由于当时物资匮乏，尤其是医疗和药品极为短缺，红军的后勤部长杨志成多次仔细计算，认为至少需要三千块现大洋，才能保证红军顺利度过严冬。然而，面对满仓的困境，红军手头上仅能凑出一千大洋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急得焦头烂额，但在这片贫瘠的陕北，他们也一时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。
随着初雪的降临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杨志成再次商讨对策。就在此时，毛泽东突然想到不久前见过的徐海东。与其他红军不同，徐海东和他的红军15团本就驻扎在陕北，最近又接连在劳山和榆林桥取得了战功。毛泽东想，徐海东手下可能有所积累，不妨试试向他借款。
展开剩余86%于是，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借条，拜托杨志成带着去找徐海东，询问他是否能借出2500大洋给中央红军，并承诺在过冬后全数归还。徐海东看到借条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曾向中央红军捐赠过衣物和粮食，却从未想过提供现大洋。
杨志成看到徐海东面色凝重，以为15军团也没有多少积蓄，不禁叹息：“唉！你们这里也够困难的，没关系，不行就算了……”还没等他说完，徐海东便挥手打断了他，转身召来自己的后勤部长查国祯，问：“我们这里还剩多少钱？”查国祯答道：“大概有7000多吧，剩下的钱要用来买药品、粮食和武器，还差3000多。”
查国祯还不知道杨志成是来要钱的，正和徐海东商量如何支配这些剩余的物资。徐海东听后，迅速做出了决定：“太好了！我们留下2000块，剩下的5000块拿给中央红军！”这5000大洋极大缓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，让他们能够购置急需的物资，度过严寒的冬天。
毛泽东一直铭记徐海东的雪中送炭，他曾感慨地说：“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海东同志帮了革命的大忙！”然而，虽然长征已结束，但红军在抵达陕北后的困境并没有随之消失。陕北土地贫瘠，无法养活这么多的红军。毛泽东等领导一度考虑进行第二次长征。
但是，就在他们准备行动时，西安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送来了信息，表示如果红军能再坚持一到两个月，局势可能会有所转机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让张学良说出这样的“转机”呢？
1935年9月15日，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永坪镇，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部队。之后，他们与驻守在当地的陕甘红军合编，组成了新的红十五军团。一个月后，红一方面军击溃了尾随而至的国民党第六师和马鸿宾的骑兵部队，完成了长征结束前的最后一战，并全军进驻吴起镇。
历时367天，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终于完成了长征，途中参与的战斗超过380场，跨越了20多座高山大川，休息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足65天。虽然完成了这场历史性的大迁徙，但战士们几乎筋疲力尽，本以为终于可以休整，然而，他们很快意识到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。
到达陕北时，秋天已经深了。很多红军战士仍穿着南方时的单薄衣物，寒冷的天气对他们无疑是一个致命的考验。更为棘手的是，陕北天寒地冻，粮食和物资的匮乏，使得红军的生存条件愈发严峻。
幸运的是，徐海东及时送来了5000大洋，这笔钱为红军的过冬提供了关键的保障。然而，徐海东深知陕北的贫困，曾在回忆中提到，尽管革命根据地占据了陕北的9个县城，但这里的地广人稀，人口只有四十万，而红军驻扎在这里的战士就有三万人，根本无法依靠当地资源维持。
毛泽东向王明发电报时简单总结了红军的困境：“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。”而周边的敌人也逐步逼近：东面的晋绥军，西面的马家军，南面的杨虎城和张学良态度不明，北面西北军不断骚扰。这样的局势让中央红军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因此，毛泽东此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焦虑。根据《毛泽东年谱》，他多次在电文中提到：“猛烈扩大红军”。那么，为什么当时陕北的物资供应已极度匮乏，毛泽东却仍然提倡扩军呢？原因在于，只有通过军事扩展，才能为红军争取生存的机会。但具体的扩军方向，却仍然是一个争议性话题。
最初，西部和北部都被排除在外，因为那里土地贫瘠，条件与陕北相差无几。而在瓦窑堡会议之前，一名将领提出了南下的计划，认为陕南的物资更为丰富。但这个建议并未得到中央的支持。毛泽东等人反对南下的理由在于：首先，红军兵力薄弱，缺乏充足的武器和弹药；其次，南方的西安是国民党的大城市，红军若贸然南下，敌人很可能会在此地进行集结，结果会落得自投罗网的下场。
最终，红军决定向东进军，东面虽然是阎锡山的晋绥军，但他们兵力不足8万，分散在山西各地，武器装备与国民党主力相差甚远，相对来说，东线的敌人更容易对付。于是，1936年2月，春天刚刚到来，中央红军越过秦晋边界，展开了东征。最初的东征进展顺利，晋绥军很快溃败，红军在山西和华北平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。
然而，蒋介石并未袖手旁观。他指派汤恩伯带着10个师来援，同时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带着15个师进攻陕北。面对敌军的强大压力，中央红军不得不在5月初撤回陕北。虽然东征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，敌人损失惨重，但从战略上看，中央红军依旧困守在陕北的孤立局面。
继续困守一隅显然不是长久之计，红军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。于是，曾经被忽视的西北方向重新进入了领导人的视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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